7月1日至7月2日，广州的酷热天气诱发疾病至少造成39人发病死亡。据统计，中暑患者中，大半是高温作业的民工。7月1日，一名民工在高温作业7小时后重度中暑不治身亡。工人们在根本没有降温设施的厂房里工作，时间大多远超过8小时，最长的达到16小时。

　　近年来，国内不少城市深受高温酷暑困扰。然而，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预警，相关的应急保障机制在不少城市还是空白。在广东，目前台风、暴雨和寒冷预警信号均有红、黄、黑等若干等级，每个等级也都有不同的具体防御措施。可是，对高温酷暑，却没有什么硬性措施，有关部门所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，目前也只能起到提醒和建议作用。不少单位面对高温时，缺乏合理的应对制度和操作措施。如广州市，在刷新了39.1摄氏度的高温历史纪录后，不少学校还要学生冒着酷暑到校参加期末考试，各行业特别是户外作业仍要照常上班。

　　就全国而言，目前，高温作业可以参照的《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》还是1960年制定的，距今已有44年。据悉，北欧一些国家的劳动法规都有放“热假”的相关规定，但我国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文规定，一些城市偶尔试过高温停产，也都是临时决定。气温达到多少摄氏度可以停工，哪些工种应该停工或采取什么措施等等，国家尚缺乏整齐划一的标准，缺乏刚性的法规依据来保障老百姓的健康，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缺失。

　　我们认为，政府有关部门应研究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，制定高温应急保障预案，在高温预警信号达到一定等级时，该停课的停课，该停止户外作业的停止户外作业，防止高温天气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。政府执法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对那些“要钱不要命”的“黑心老板”严加制裁。（《京华时报》7.7）